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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進一扇門,化解百家愁 上海綜治中心變身“治理樞紐”從“多頭跑”到矛盾化解“終點站”
時間:2026-09-23 16:46來源:上海政法綜治網責任編輯: 陳言

網紅街區的煙火氣與居民的安寧生活如何平衡?獨居老人過世后留下的無主房屋怎么處置?日前,長寧區綜治中心和長寧區人民法院共同曬出一份治理答卷:依托“彩虹橋”法治工作站,賦能十個街鎮“一街一品”特色治理,把司法力量下沉到社區一線,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訟之前。

曾經,老百姓遇到糾紛,常常陷入“找公安管不了、找司法管不全、找部門來回轉”的困境,一件小事需多頭跑腿、反復投訴。如今,綜治中心正在完成一場深刻蛻變:不再是多個部門簡單的物理集合,而是打破壁壘、機制融合的治理樞紐,真正實現“只進一扇門,化解百家愁”。

這正是上海推進四級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的生動縮影。2025年以來,上海全面鋪開市、區、街鎮、居村四級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如今,一套覆蓋16個區、218個街鎮、6674個居村的綜治中心(站)體系已經成型。

網紅街區的兩難:

煙火與安寧如何握手言和

愚園路,上海極具代表性的網紅街區。江蘇路街道歧山居委會轄區內的愚園路1088弄,200米的單行道沿街密布21家商鋪。城市更新激活了老弄堂的商業活力,市集、咖啡館、文創小店吸引大批游客前來打卡拍照。熱鬧的煙火氣背后,矛盾悄然滋長。弄堂內居住著500多戶居民,商戶延長經營帶來持續噪音,節假日游客扎堆喧嘩、占道通行,商業流量與居民安居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尖銳。

居民胡先生是一名救護車從業人員,晝夜顛倒的工作節奏,讓他白天迫切需要安靜休息。可窗外的喧鬧源源不斷,日復一日侵擾著他的睡眠,這也讓他情緒失控,不斷投訴。

在過去,胡先生的投訴會被派單——噪聲歸城管、經營歸市場監管、治安歸派出所。幾個部門各管一段,他要在不同窗口之間反復說明情況,每個部門都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沒有一個部門能解決全部問題。而群眾“多頭跑”的背后,是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江蘇路街道綜治中心

江蘇路街道綜治中心接報后,運轉邏輯完全不同。中心直接“吹哨”,依托岐山綜治工作站,啟動“三所聯動+N”多元調處機制——派出所、司法所、律所、商圈運營方幾路人馬幾乎同時集結。民警上門,宣講治安法規,明確噪音擾民的法律后果,同時告知胡先生過激言論的法律邊界。律師結合民法典相鄰權條款,厘清權責,即商戶經營不得侵害居民正常居住安寧權。調解員同步共情安撫。

法、理、情三線并進,胡先生的情緒逐步平復。但真正的難題在后面——既要保障居民休息,又不能把商戶一關了之。

綜治中心召集居委會、派出所、司法所、律所、運營方、商戶代表、居民代表聯合會商。胡先生當面陳述訴求,各方充分交換意見,最終敲定方案:運營方統一調整商鋪經營時限,縮短夜間營業時段;節假日增配平安志愿者加密巡邏,勸阻扎堆喧嘩、占道拍照。

但街區商居矛盾具有反復性,一次性調解只是第一步。為防止矛盾卷土重來,綜治工作站搭建起常態化商居議事平臺,每季度召開弄堂商居議事會,商戶共治聯盟、居民代表、運營方定期碰頭,梳理問題清單,落實整改閉環。《商居管理弄堂公約》《游客商家拍攝合約》正式出臺,明確商戶經營、游客打卡的行為邊界。

措施落地之后,曾經滿心憤懣的居民表示認可,再沒了投訴。網紅街區沒有為了安寧徹底關停商業活力,也沒有放任流量無序侵擾居民生活。在綜治中心的統籌下,煙火氣與安居找到了平衡點。

“很多網紅街區都是‘火起來之后再治理’,矛盾已經激化,治理成本極高。而綜治中心的價值,就是在矛盾發酵階段就把多方力量聚攏起來,不只解決眼前這一件投訴,更建立長效自治規則。”參與調解的基層干部說道。這起糾紛的化解,正是綜治中心從物理入駐走向機制融合的縮影,不再是各部門各管一攤,而是綜治中心統籌調度,多元力量協同發力,實現矛盾就地實質性化解。

一間空房子如何改變一部法規

城市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獨居老人身后的財產處置,成為基層治理一道繞不開的難題。

虹橋街道有兩位過世的老人,他們已無在世繼承人,遺留房產長期無人看管,對周邊環境造成負面影響。2025年7月,屬地居委會向長寧區法院申請指定遺產管理人。

這不是孤例。隨著老齡化加劇,獨居老人、孤老遺產管理問題正在成為基層治理的普遍困境。

過去,這類問題甚至找不到“入口”。因為它既不屬于治安案件,也不屬于行政投訴,法院沒有起訴就沒有案件。綜治中心的功能在這里發生了更深的演變,它不只是矛盾的“終點站”,更是問題的“傳感器”。

長寧區法院“彩虹橋”法治工作站在線下入駐綜治中心的同時,配套上線“云上彩虹”人民意見征集平臺。群眾在該平臺反映了獨居老人房產處置的難題。


這條信息從綜治平臺進入法院視野。長寧區法院立即深入社區聽取意見,聯合虹橋街道司法所,邀請上政、華政、上財等高校的教授,會同司法局、民政局、公證處及各街鎮司法所實務專家,在虹橋街道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召開專題研討會。

2025年8月,法官將法庭設在虹橋街道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20余名社區老齡工作者和居民旁聽。當庭宣判指定區民政局為遺產管理人,這是全國首例居委會申請指定遺產管理人案件。

審判結束后,“彩虹橋”志愿者開展“老年人財產權益處置”普法講座,發放《遺囑訂立提示》和《遺產管理人申請指南》。

但綜治中心的功能沒有止步于個案解決。此后,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長寧區法院召開《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修正案(草案)》意定監護實施制度專題論證會。長寧區法院法官結合典型案例,提出完善意定監護制度的建議——首次明確意定監護協議除公證外,還可邀請居村委、老年人組織、養老服務機構等見證現場情況;要求民政部門制定見證活動指引。

新修訂的《條例》在去年11月1日正式施行。這條基層民意,經由綜治中心平臺匯集,通過司法實踐檢驗,最終成為了正式法條。

綜治中心的功能在這里完成了再次躍升——從“接單派單”到“一站化解”,再到“民意上傳”。它不再只是一個處理糾紛的場所,更是一個把基層治理痛點轉化為制度供給的通道。

“這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落到基層治理最生動的樣子。”長寧區人大代表張劼表示,司法力量下沉,不只是化解一樁糾紛,而是把基層老百姓真實的難題向上傳遞,再用制度修訂惠及更多普通人。

綜治中心,從物理整合邁向機制善治

上述案例只是上海萬千基層治理場景的縮影。矛盾糾紛類型各不相同,卻指向同一個變化:綜治中心不再是各個部門“坐在一起辦公”的物理場所,而是真正實現統籌調度、多元協同的治理樞紐。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長寧區在綜治中心建設過程中也曾面臨難題。對于職能交叉事項、跨領域、復合型疑難問題,中心統籌、部門協調形成合力尚不充分;糾紛分流至綜治中心調解的識別精度也有待提升;平臺系統尚未實現全面對接,全流程閉環運行機制有待完善;綜治中心糾紛處置多面向傳統民生類矛盾,面對互聯網、新業態、涉外等新類型糾紛,隊伍專業能力建設還需加強等。

為此,長寧區法院以“彩虹橋”法治工作站為抓手,工作站覆蓋全區10個街鎮和重點園區街區,采用“1法官+1助理+N志愿者”配置,退休法官常駐,黨團員志愿者輪駐,司法服務下沉到治理一線。

數據見證實效:今年1—7月,長寧婚姻家庭、物業、鄰里等重點糾紛受理量同比下降18.4%;知識產權案件收案同比下降23.35%,網絡類案件收案下降63.62%。越來越多矛盾,還沒有走進法院大門,就在社區得到化解。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在超大城市上海,成千上萬的綜治中心(站),正是踐行這一理念的實體載體。一扇門之內,法官、民警、調解員、律師、社工、志愿者匯聚一堂,接待普通人的煩心事、揪心事。在這里,不只有調解、說理、定分止爭,更有傾聽民意、發現治理漏洞,推動制度迭代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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