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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76號”,尋找被深埋的歷史,推動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認定
時間:2026-09-17 11:13來源:檢察日報責任編輯: 李鴿

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1周年紀念日。

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435號門前,車流如常。靜安區檢察院檢察干警再次駐足于此,內心仍難平靜。在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監督推動下,這處險些徹底湮沒于城市更新中的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76號”汪偽特工總部遺址),已于今年3月被正式公布為靜安區文物保護點(未定級不可移動文物)。

據《靜安區志》考證,萬航渡路435號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極司非而路76號(下稱“76號”),抗戰時期為汪偽“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工總部”所在地。近些年,因抗戰題材影視劇熱播,這處在1939年至1945年間制造暗殺、綁架案件3000余起,大肆捕殺抗日義士的“魔窟”,重回公眾視野。如今,此處已是靜安區兩所學校校園的校址。學校保安告訴記者,常有對抗戰史感興趣的市民前來求證,但這里目前不對外開放。

隨著文保身份落地,塵封80余載的烽火記憶,終于有了被世人正視的入口。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總部舊照。

如今的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四百三十五號。

鎖定“76號”

尋找被深埋的歷史

2025年6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對抗戰重要史跡保護不力問題開展監督。上海市檢察院隨即轉發最高檢通知,并將《上海市抗戰重要歷史遺跡清單》下發各分院,靜安區列有9個點位,“76號”赫然在冊。

“清單里的地址指向萬航渡路435號,我們翻閱民國檔案、老地籍、極司非而路舊圖,發現它與史料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工總指揮部’原址空間重疊。”靜安區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官劉國敏說。但棘手之處在于:原地面建筑已于1990年前后拆除,該址從未納入任何文物名錄。

“那里離我家不到1公里,小時候就聽老輩人講,那里有天牢、地牢、水牢……對那個地方既害怕又好奇。”該院一位“90后”干警的一句話,讓公益檢察相關辦案組換了一個角度思考:地面建筑沒有了,地下呢?

2025年8月13日,上海市靜安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與“益心為公”志愿者一同調查取證。

2025年8月13日,辦案組及“益心為公”志愿者袁俊彥(靜安區城管局歷史建筑巡查員)一同進場踏勘。

萬航渡路435號現為靜安區市西中學附屬學校與逸夫職業技術學校(靜安分校)校址,教學樓設有地下兩層。地下一層采光條件較差,手機照明下,目測空間約四五十平方米,有幾根立柱;地下二層入口低矮,只能彎腰單人通過。

“推開地下二層銹蝕的鐵門,潮氣撲面而來。”袁俊彥向記者描述,“地下二層有些民國風格,臺階矮、通道窄、墻體明顯經過加固,建筑工藝要比地下一層更為精致考究,像是政府工程,不像普通的民防或民居自挖。用手機照向地面,發現地下有水滲出。”眼前的景象令人憂慮:即便這里不是傳言中的“水牢”,這片地下空間若隨校園改擴建被填平,歷史信息將面臨不可逆轉的流失。

現場踏勘后,辦案組到相關部門調閱地塊原始建筑圖紙與歷次改擴建檔案,最終查實:原極司非而路“76號”地上的建筑已于上世紀90年代被拆除,現有建筑是當代建筑。

破題“遺址”認定

罪惡之地,何以成為文物

“76號”,不僅是日本侵華暴行與偽政權賣國行徑的鐵證,更是上海抗日義士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歷史見證。“當時,這處抗日義士殉難地并未被納入文物名錄,未采取任何有效保護措施,不僅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可能消失,也不利于發揮其在歷史實證、警示教化、民族抗爭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公共利益已然遭受侵害。”據檢察官劉國敏介紹,依據2024年修訂、2025年3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99條,檢察機關可對造成文物嚴重損害或存在嚴重損害風險、致使社會公共利益受侵害的情形提起公益訴訟。這也是靜安區檢察院介入此案的直接法律依據。

“76號”能否列入文物保護范圍?爭議直接撞上兩道坎:原建筑已拆,是否還有文物價值?建筑不復存在,保護范圍如何劃定?

辦案組首先從學理上進行了切分——依據國家文物認定規范,“舊址”以原始建筑尚存為基本要件;“遺址”則以可考證原址及歷史價值為基礎,原始建筑滅失并不影響遺址屬性的成立。據此,“76號”走“遺址”路徑而非“舊址”路徑,是關鍵一步。

但也有聲音質疑:這樣的罪惡之地,有何必要保護?

2025年10月22日,靜安區檢察院組織文物、歷史、建筑等領域專家進行現場踏勘,并在市西中學附屬學校4號樓5層會議室召開論證會,就該遺址的真實性與歷史價值展開深入研討——

“‘76號’是日本侵華與汪偽賣國的鐵證,更是抗日志士寧死不屈的精神坐標。”“它是抗戰時期‘漢奸暴行’與‘民族苦難’的獨特載體,具有不可替代的警示教育與歷史記憶留存價值,是上海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論證會上,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蘇智良、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副理事長譚玉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原館長唐磊等專家一致認為,作為歷史記憶,“76號”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保護“76號”,是為了銘記歷史,感念抗日義士的舍身奉獻,防止歷史被篡改或遺忘。根據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關于“應保盡保”的要求,在進一步研究、考證的基礎上,應將該處遺址公布為靜安區未定級不可移動文物。

專家還建議,作為愛國主義教育設施,相關部門應支持學校設立“76號”陳列室,采取預約方式定時向社會開放;同時,對學校操場地下可能存在的建筑進行勘察,明確地牢的真實性,作為后期進一步加強遺址活化利用的依據。

2025年10月31日,上海市靜安區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

2025年10月31日,靜安區檢察院邀請歷史事件研究專家、文物專家及市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等多方參加公開聽證會。聽證會上,聽證員圍繞“76號”的事實認定與保護標準提出疑問,專家就相關問題予以解答。聽證員一致認為,“76號”位置明確,原地上建筑雖不復存在,但其與中國抗戰史有重要關聯,具有不可或缺的愛國主義教育意義,且容易因城市更新等問題導致歷史信息流失,理應對這一遺址進行保護。會上有專家提議,該史跡的文保申報名稱宜采用“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76號’汪偽特工總部遺址)”。會后,靜安區檢察院與負有監管職責的行政機關達成共識:對此處抗日義士殉難地啟動保護,并推動活化利用。

2025年11月7日,靜安區檢察院依法向行政機關制發公益訴訟檢察建議,明確提出行政機關不僅要及時啟動調查與認定程序,推動抗日義士殉難地納入文物保護線索及名錄,更要充分挖掘其歷史價值,推動活化利用,配合打造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從“新發現”到文保點

以法治捍衛民族記憶

收到檢察建議后,行政機關第一時間開展實地調查、數據采集、專家研論等工作,最后基本確認,“76號”原地上建筑已被拆除。

2025年12月3日,靜安區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召開新發現文物線索專家論證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76號”作為近代抗戰時期上海“孤島”淪陷的歷史見證,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歷史研究的重要場所,對其保留及宣傳,有助于抗戰歷史敘事的完整性及多元性。會議最終決定將該遺址作為新發現文物,上報至上海市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這處沉睡了80余年的抗戰史跡,在檢察機關的持續推動下,終于進入文物普查的視野。

根據《不可移動文物認定導則(試行)》《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標準、登記表和著錄說明》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包括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代重要史跡;而對于1840年以后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重要關聯的各類史跡,均應當予以認定。

今年3月12日,靜安區政府公布4處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萬航渡路435號以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76號”汪偽特工總部遺址)之名被正式列為靜安區文物保護點(未定級不可移動文物)。

保護只是起點,讓歷史“活起來”才是真正的目標。據悉,靜安區檢察院正積極聯合相關主管部門共同開展協調工作,充分挖掘“76號”的歷史價值,推動活化利用。今年4月,該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朱慶華受聘擔任“76號”所在地學校法治副校長。檢校在深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同時,就共同研發“大思政課”、推動“76號”活化利用、協力打造校園紅色教育陣地等達成共識,進一步拓展了紅色資源保護與青少年法治教育融合發展的路徑。

“我們希望,當人們走進這里,回望的不是特務機關的陰森殘酷,而是抗日義士的舍身殉國以及這座城市承受過的苦難創痛。”該院檢察官助理任思和的話語樸素而堅定。

“81年前的今天,抗戰烽火剛剛熄滅;81年后的今天,一處險些被遺忘的遺址終于被法治之光點亮。從‘魔窟’到文保點,‘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的認定,不僅具有文物保護的重要意義,更是我們銘記歷史,對歷史的鄭重承諾。”該院副檢察長管巍說。

今年8月6日,靜安區檢察院正式發布檢察公益訴訟品牌“檢護星火”,意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將把‘守護、傳承、協同’三個關鍵詞融入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全過程各方面,立足區域區位特色,堅守檢察初心使命,賡續星火精神,著眼全域共治力量,匯聚公益保護最大合力。”該院公益檢察室主任徐衍談及品牌,言語間滿是使命感與責任擔當。

“靜安是一片承載厚重紅色記憶的土地。一處遺址,就是一盞不滅的心燈。”朱慶華表示,靜安區檢察院將繼續立足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結合區域優勢進一步弘揚抗戰精神、銘記抗戰歷史,以法治方式推動文物認定、活化利用、普法宣傳等全鏈條協同發力,讓歷史可感知,讓教育可觸及,讓愛國主義精神薪火相傳。

建筑雖湮滅史地亦為珍

——專訪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秘書長、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原館長唐磊

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435號,在檢察公益訴訟的有力推動與多方專業論證下,正式定名“上海抗日義士殉難地”,被認定為文物保護點。這一實踐也讓公眾開始關注建筑滅失類罪證遺址的保護議題:當歷史建筑實體蕩然無存,遺址的價值究竟體現在何處?司法與文博又該如何協同守護這類史跡?就此,記者專訪了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秘書長、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原館長唐磊。

記者:在文物保護的專業體系中,經常聽到“舊址”與“遺址”兩種說法,二者的界定與核心區別是什么?

唐磊:舊址和遺址在文物保護專業領域有著明確的區分標準。舊址依托的是留存至今的建筑本體,像中共一大會址、四行倉庫等都屬于舊址范疇。它們的建筑主體、墻體院落基本存續,是可進入、可體驗的實體歷史空間。這類場所的保護核心圍繞建筑本體修繕、格局保留展開,也可以在建筑內部布設展陳,實現場景化的歷史傳播。遺址保護的核心,聚焦于重大事件發生的特定空間與場地,并不依賴現存的建筑構件,如寶山淞滬抗戰碉堡遺址、虹口“海乃家”慰安所遺址等。它們的原有建筑已損毀、坍塌或拆除,地面之上已無建筑本體,僅保留地基、柱礎、地下遺存,甚至只剩可精準考證的歷史場地點位。這類遺存的核心價值在于事件發生地的空間唯一性,而非建筑實體,因此保護要點以場地管控、地下遺存保護為主,一般不重建建筑,多通過標識、解說牌、紀念裝置開展歷史闡釋。

記者:這次納入保護的萬航渡路435號曾是汪偽“76號”特工總部所在地,如今其地面建筑已全部拆除。不少公眾有疑問,這樣一處建筑完全滅失的地點,為什么可以被認定為文物保護點?

唐磊:它能夠被認定為文保單位,核心有三方面依據。第一,具備雙重歷史物證價值。它既是漢奸暴行的發生地,也是抗日義士殉難地,我們保護的是罪證與犧牲,而非加害機構。第二,建筑拆除不影響其歷史價值,這個地點可以通過史料、檔案精準考證,地下仍可能留存相關遺存。如果不列入保護,這個重要的歷史坐標就會在城市更新進程中永久消失。第三,具備獨特的警示型教育價值。慘痛的反面史實,更能夠強化民族記憶,凸顯先輩抗爭的珍貴,警示后人銘記家國危難的過往,成為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實物憑證。

記者:這次遺址的保護過程中,檢察公益訴訟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在您看來,檢察機關在這類文物保護工作中具體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唐磊:這次的保護實踐,恰恰彰顯了司法力量與文博專業協同合作的重要價值,檢察機關的作用貫穿了保護工作的全鏈條。首先,檢察公益訴訟以法律監督推動文物認定,通過開展史跡排查、組織專家論證、發出檢察建議、督促整改追責,破解了“無地上遺存是否需要保護”的現實難題,為文博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實現了“法律兜底、專業把關”的良性聯動。其次,檢察機關牽頭搭建檢察、文旅、屬地、學校、志愿者聯動的保護體系,打破過去文博部門單打獨斗的局面,形成多方協同保護合力。再者,深度參與青少年教育。檢察機關聯動學校開設實景課堂、法治宣講、研學課程,把歷史教育和法治普及結合起來,讓遺址的教育價值得到更充分的釋放。整體來看,檢察機關正在形成線索發現、專業論證、公益訴訟監督、協同共治、教育傳承的“法律監督+專業保護+社會教育”全鏈條工作模式。

記者:除了這處遺址,上海乃至全國還有不少同類的罪證遺址。它們的保護情況如何,有哪些可借鑒的經驗?

唐磊:現實中諸多抗戰罪證遺址都面臨著和“76號”相似的困境:建筑毀于戰火或城市改造,地面無任何遺存,但憑借史料、檔案可精準鎖定事發地點。

前面提到的寶山淞滬抗戰碉堡遺址、虹口“海乃家”慰安所遺址,都遵循不重建、重標識、保場地的原則,通過點位保護、標識闡釋延續歷史記憶。放眼全國,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多處叢葬地面貌早已變遷,仍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渣滓洞看守所舊址、侵華日軍731部隊遺址等,也都堅持“不保加害建筑、只保歷史場地、強化警示闡釋”的原則。其中侵華日軍731部隊遺址更是以專項立法、整體騰退、最小干預、廢墟原狀保護形成典型模式,為同類遺址保護提供了成熟參考。

這些案例充分說明,文物不等同于古建筑,承載重大歷史事件的場地,同樣具備不可替代的文物價值。城市更新不斷向前,老建筑或許會消逝,但民族記憶絕不能被抹去。珍視這些無實體建筑的歷史遺址,守護每一塊承載血淚與抗爭的土地,讓沉默的場地訴說烽火歲月,是每一位文物保護領域的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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