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察日報》2026年11月10日報道
“雙十一”購物節將至,各大電商平臺促銷正酣。消費者在享受網購便利的同時,相關配套法律規定也在保護著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設立懲罰性賠償,便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的核心要義,其立法初衷在于賦予普通消費者監督市場的“利劍”,提高經營者欺詐違法成本,倒逼市場主體誠信經營。
然而,卻有一批被稱為職業索賠人的不法分子,背離維權本質,將法律條款異化為牟利工具,其購買商品并非出于生活消費需要,而是以投訴舉報要挾商家賠款。
近日,記者從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獲悉,該院就辦理了這樣一起“職業索賠人”的敲詐勒索案——王某伙同女友謝某,在9個多月里有目的性地批量下單并投訴索賠,涉案1118筆訂單,金額達11萬余元。經該院提起公訴,今年7月22日,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判處謝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案件辦結后,在北京市檢察院指導下,朝陽區檢察院結合辦案經驗,形成案件審查指引,進一步厘清合法維權與刑事犯罪的邊界,為全市同類案件依法辦理提供可操作的標準。目前,已有同類案件參照該指引正在辦理中。
酒店前臺收到神秘包裹
2025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北京某酒店前臺收到一件快遞,收件人是王某,包裹內有一瓶洗發水,價值50多元。前臺按流程登記后,等客人來取。可這件包裹在酒店前臺放了一周,始終無住客領取,最終在十余天后,被統一轉寄到了外省某地,和一箱箱從未拆封的日用品匯合。
同一時期,朝陽區一家線上商超平臺的客服部門頻繁收到“王先生”發來的投訴。投訴內容高度格式化,索賠要求如出一轍:每單500元。
這兩條看似毫不相干的線索,最終讓王某這個職業索賠人被數智賦能大模型精準“畫像”,牽出其9個多月通過1118筆訂單、累計索賠11萬余元背后的敲詐真相。
原來,2022年,王某開始接觸所謂的“打假”課程,逐漸摸清了如何尋找商品宣傳中的“漏洞”。實踐中,他盯上某線上商超平臺中宣傳帶有某類功效、但包裝上沒有對應資質的商品。由于其居住地并無這個線上商超,他下單時把收貨地址填為北京各大酒店的前臺,等包裹送達后再統一轉寄到他在外省的住處。
不賠錢就不撤投訴
“我的要求很簡單,每單500元,共41單。你們可以慢慢討論,但我的投訴不會撤。”2024年6月,王某以某品牌洗發露宣傳某功效但無藥品資質為由投訴索賠,當平臺客服與其取得聯系時,他強硬地說道。
為什么要分單購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分單,就是為了讓每一單都“夠上”500元的賠償門檻。最終,平臺向王某支付了相應的錢款。得手后,王某如法炮制,先后針對4款商品發起4輪投訴索賠314單,累計得手11.65萬元。
2024年11月,王某在一次索賠中與平臺簽訂了和解協議,承諾不再就同一商品投訴。但他并不想放棄這個“生財之道”,而是聯系女友謝某,讓她用自己的賬號下單42筆,并指揮她向平臺投訴。謝某照做后,平臺針對她在北京轄區的18筆訂單賠付8500元。收到賠償款后,謝某將其中的5000元轉給王某,剩余3500元留在自己賬戶中,供王某后續索賠購買商品使用。
一個月后,王某把“生意”做到更大規模。這一次,他和謝某共同下單764筆,支付5萬余元,向平臺提出“一口價35萬元,否則就向法院起訴”的條件,但這次商家沒有妥協。最后,市場監管部門經調查認定,部分涉案商品確實存在虛假宣傳問題,商家被處以4萬元罰款,但同時明確告知王某:“非因生活需要購買上述商品,不符合舉報獎勵條件。”
這一次,王某一分錢也沒拿到,但他沒有因此警醒并收手。2025年3月,他再次下單40筆,又一次提出索賠。
王某不知道的是,他的每一次下單、每一次投訴都在信息系統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軌跡。數智賦能大模型經對全市海量投訴舉報數據分析,精準勾勒出他的“人員畫像”——高頻投訴、格式化內容、模板化訴求,已經鎖定其為全市突出職業索賠人員。
五重異常證明這是敲詐
朝陽區檢察院經調查核實、會商研判,認為王某、謝某二人系以索賠之名掩蓋非法牟利目的,涉嫌刑事犯罪,于2025年10月22日向市場監管部門出具《建議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后,偵查隨即啟動。同年11月17日,公安機關決定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對王某、謝某立案偵查。今年3月16日,公安機關將該案移送至該院審查起訴。
“王某、謝某的種種表現和普通消費者存在極大的差異。”朝陽區檢察院檢察官黃敏告訴記者,面對1118筆訂單、跨越9個多月的“流水線式”操作,辦案組歸納總結出二人的“五重異常”:選品方向異常——專門尋找存在虛假宣傳的低價日化類商品;購買數量異常——同一商品分單購買,少則幾十單、多則上百單;收貨地址異常——全部為酒店前臺而非個人或家庭日常居住地;投訴頻率異常——購買后未拆封即投訴,投訴內容格式化、模板化;下單方式異常——將本可一次性完成的訂單拆成多個獨立小單,利用每單法定最低賠償額壘高索賠總額。
“他對化妝品和藥品的監管分類非常清楚,投訴的時候比商家還清楚法律法規。這不是維權,是把法律當工具,把投訴當生意。”黃敏介紹,以上述“五重異常”為基礎,檢察機關進一步厘清了該案的法律邏輯,即王某、謝某二人不具備消費者身份。“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個人,而他們找假買假、買而不拆、買而不用,買的不是商品,是‘索賠的資格’。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權利基礎。”辦案檢察官說道。
更重要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適用的前提是“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而欺詐的核心在于消費者因經營者的虛假宣傳而陷入錯誤認識、作出本不會作出的消費決定。但該案恰恰相反——王某不僅沒有被誤導,反而對相關法規了如指掌,他在系統性地“尋找”問題商品而非被動“遭遇”問題,屬于“找假買假”。懲罰性賠償制度保護的是那些因經營者的欺詐行為而權益受損的真實消費者,而非將法律異化為牟利工具的職業索賠人。
謝某的供述印證了檢察官的上述判斷。她承認知道王某從事的是“職業打假”,而非因生活所需購買商品,她下單購買的商品均是在王某的要求下進行,由王某操作投訴,而且王某教她在接聽回訪電話時如何向商家索要賠償。檢察機關認定王某系主犯,謝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系從犯。審查起訴階段,謝某自愿認罪認罰,主動退繳了全部違法所得8500元。
今年4月16日,朝陽區檢察院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對王某、謝某提起公訴。6月24日,該案公開開庭審理。

今年6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對王某、謝某敲詐勒索案公開開庭審理,最高檢第四評議組觀摩庭審
記者了解到,該案也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評議組在北京聽庭評議的案件之一。庭審中,謝某自愿認罪認罰,王某辯稱自己的索賠行為系正當維權。公訴人圍繞敲詐勒索罪構成要件,以行為異常點為突破口,從三個層面展開論證揭示兩名被告人的行為本質,還通過多媒體示證清晰展示王某向被害單位索賠的錄音、傳授職業打假技巧的聊天記錄等關鍵證據。王某當庭表示認罪認罰。
讓消費者維權有路、經營者興業安心
“生產經營者的違規應當由行政監管機關去糾正,這不是任何人借維權之名實施敲詐勒索的理由。”朝陽區檢察院檢察官陳瑩璐告訴記者,法院經審理對二人作出前述有罪判決。
案件辦結后,該院針對辦案中發現的涉案企業在商品宣傳審核、在售商品監測、異常投訴應對等方面存在的管理漏洞,向涉案企業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完善事前合規審查機制、強化事中動態監測防控、提升投訴識別應對能力,從源頭提升合規經營水平,共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今年5月,辦案檢察官黃敏與辦案組成員歸納案件辦理經驗
與此同時,檢察機關與市場監管部門專門建立職業索賠線索移送綠色通道,針對同類型犯罪行為進行打擊,規范消費維權秩序,保障經營主體合法權益。該院還受北京市檢察院指導,結合該案辦理經驗,起草《牟利性職業索賠敲詐勒索案件證據審查指引》,圍繞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從主體身份、客觀行為、主觀目的、共同犯罪及主從犯認定等維度明確證據審查重點。
“‘雙十一’是消費旺季,也是各類惡意索賠行為易發多發時期。我們提醒廣大消費者,依法積極理性維權,依法依規主張權利;也提醒經營者,誠信經營是底線,但在遇到惡意索賠時要敢于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陳瑩璐表示,檢察機關將繼續以高質效履職,依法懲治以維權為名實施敲詐勒索的犯罪行為,讓消費者維權有路、經營者興業安心。




